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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看中医》作者“毛嘉陵”与当今三大反对中医人士（何祚庥、方舟子、张功耀）过招
从20世纪初以来，社会名流、专家学者、传统文化的爱好者针对中医药问题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各执己见，互不相容，反对中医者振振有词、咄咄逼人，支持中医者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好一派“口水大战”。客观地讲，反对者的言论并非都是错谬，支持者的话语也未必句句是真理，因此，我们应当以更宽大的胸怀来包容各种意见、来倾听各种声音。 现将反对方、支持方以及中间方等各方中的代表性人物的部分观点作一汇总，并进行适当的点评。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以此分类来划分褒贬。 1、何祚庥：受他妈妈的影响最深 何祚庥（1927年～），出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北大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3年7月16日，央视《科技人生》节目“争议人物何祚庥”是这样介绍他的：“您将看到的这位科学家，我敢说，他是中国科技界知名度最高的，有人叫他何祚庥，有人叫他何诈麻；当然，引起人们争议的，不光是他的名字，有人说他是位哲学家，有人说他是个伪院士，还有人称他为反伪斗士”。何祚庥前些年曾说过引起争议的话：“中国传统文化有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所以他也常被称为是“有争议的人物”。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说话很尖锐，我喜欢讨论尖锐的问题，不怕得罪人”。 2006年11月《环球人物》发表了该刊记者路琰的采访稿“何祚庥为何批中医”，有趣的是该文末尾还特别注明：“以上文字经过何祚庥先生审阅，为其个人观点”。因此，这对本书下面选介该刊发表的何院士的部分有争议的观点，是有极大帮助的，能够完全保证“不歪曲他的本意”。 2007年6月《新民周刊》发表了对何祚庥的专访：“我一大优点是不怕骂”，在此也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点评。 何祚庥观点一：西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医的影响力不断缩小。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少的人才选择中医。 毛嘉陵点评：何院士谈到“西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医的影响力不断缩小”，这确实是客观的事实，但造成这种力量悬殊现状的根本原因，他并没有分析，对此就不多评论了。重要的是，他话锋一转说“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少的人才选择中医”。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方网站公布的2005年统计数字，全国综合医院和中医院诊疗人次为106亿，全国中医门诊诊疗人次为042亿，两项共约有11亿人次，如果平均按每人就诊5次计算，就有2亿左右的人选择了中医治疗。即使按10次计算，也有一亿人，难道这一两亿人都是些“知识比较少的人”？这种说法不仅诬蔑了中医，也侮辱了这么多的中国患者。 由此，我们试问，一个科学家最基本的素质是否应当具备严谨的治学作风？在没有确切统计数字的情况下怎么能信口开河呢？何况“院士”还是一个高级科学家。如果何院士手里掌握有患者文化素质的权威统计数据，我们也希望您能尽快予以公布，也可帮助中国教育水平和公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 何祚庥观点二：我有看中医的经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都看中医。但我母亲对中医十分反感。……我两岁时父亲得伤寒死了。他是学现代科学的人，却迷信中医可以治伤寒。伤寒是传染病，西医治比较妥善。当时，我祖父母和我父亲本人都主张请中医来治，结果治死了。所以，我妈妈十分反感中医。 毛嘉陵点评：对此，《环球人物》的记者反问得很好：“也有可能当时您父亲是被庸医耽误了，并不是中医本身的原因。”事实上，无论中医和西医都有不能彻底解决患者病痛的时候，也都有可能出现因治疗无效而不能挽救患者生命的情况，但不能因为某一例个案就否定某种医学的存在价值。 何院士特别强调，由于父亲找中医诊病而身亡后，“我妈妈十分反感中医。”试想，何院士长大成人后不断发表反对中医的言论，是否是受到了这种“早教”的影响呢？将“妈妈”的情绪带到严谨的科学评价上，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应有的基本素质吗？请问，如果其父是西医治疗后死亡的，是否也应“反感西医”？ 何祚庥观点三：我主要就是说它在理论上落后。什么虚啊、实啊、气啊、补啊、阴阳五行啊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不准确的，不知所云。什么叫做虚火上升，什么叫做寒症，这些语言是不科学的。而且，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套理论也是不科学的……中医的阴阳五行，简直不知所云，越听越糊涂。应该说中医里的阴阳五行是典型的伪科学。但是西医的很多问题却搞得清清楚楚。拍X线，做CT，哪里有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不需要说什么阴阳怎么样，做个手术就解决了。……中医的指导思想是保守的，缺乏科学的精神。中医学理论的主流是不科学的，存在基本判断的错误。 毛嘉陵点评：何院士没有学过中医，当然不懂虚实寒热、阴阳五行，甚至还将“寒证”的“证”误为“症”。须知，“证”是中医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也是有别于西医的重要的学术特征。我不反对任何背景的非中医药专业人士评价中医，但至少总要具备一些基本常识后才能评价。连最基本的“证”与“症”都分不清楚也来评判中医，这合适吗？不懂就不要装懂，更不能将自己看不懂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贬为“不科学的”。这种做法到底是中医缺乏科学精神，还是何院士缺乏科学精神？就如同不能因为我不懂数学，看见数学中的那些复杂的术语、符号、公式，就说数学是些什么乱糟糟的东西，显然这也是不妥的。 人不是机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结构，人是一个有精神心理活动的生命体，因此，在涉及到人的健康问题时，必须考虑到心与身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要涉及到物质和精神。对物质实体上的变化可以用所谓的“拍X线、做CT”来检查，但只要涉及到情感心理等主观方面的问题，至少在目前还不能用仪器来检查。比如，目前还没有什么仪器能检查出疼痛的程度，到底是90度痛，还是30度痛？再如，恋人间的一种情感表述：“我深深地爱着你”，这个“爱”的“深度”是否也能用仪器来检测？如果没有办法检测或根本就检测不出来，是否就不承认这对恋人之间的爱情？可见，不能完全以能否做到“哪里有问题都看得很清楚”来作为判断中医、西医是非的惟一标准。何况临床上很多疾病的治疗并非这么简单，只要做个手术就解决了，还有不少疾病做了手术也不能彻底解决，甚至有的患者就死在手术台上。这说明何院士对医疗临床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 何祚庥观点四：我认为中医冒充科学还有一个很不光彩的手法，就是把“辨症施治”改成“辩症施治”。早年中医的书里写的是“辨症施治”，但后来为了凑合唯物辩证法，就把中医书中治疗的基本原理偷偷改成了“辩证法”的“辩”。这根本就是欺骗嘛。中医的治疗难道是在辩论中进行的啊!这样一改，就可以说“我们从来就是符合辩证法的”。这是一种假冒伪劣产品。 毛嘉陵点评：在我所看过的中医书中还没见过这种写法，能否请何院士将“辨”写成了“辩”的那本中医书的书名公布一下？我们猜测，如果真有这种“辩症施治”的写法，只能有三种情况：一是“文化大革命”中根据当时的形势所迫而改写的，如果真有其事，那也只能说明这是“十年浩劫”对中医的一次“摧残”，并非中医药的过错；二是何院士看的那本书有可能是一本盗版书，或是一本校对有误的书，在现在出版的中医药权威教材和图书中，绝对没有这种写法；三是可能这本书是由没有真懂中医的人士写的。此外，何院士还将中医的“证”误为“症”，很显然，这是不具备中医常识的表现。中医“辨证施治”共四个字，在何院士眼中就误读了“辨证”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字，整个概念完全都错了。 何祚庥观点五：中医最为得意的就是整体思维，这个整体思维好像很符合辩证法。辩证法主张全面地看问题，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中医的整体思维是很笼统的，不具体分析，他们批评西医没有整体思维，这是说不通的。我在美国看西医，人家会“从头到脚”地用现代科技手段给你仔细检查一遍。怎么能说西医没有整体思维!可以说，西医的长处就在于既有整体思维又有具体思维。 毛嘉陵点评：中医的整体观包括“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和人体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两部分含义。也就是说，在养生和治病上，一方面要注意调节人体内的阴阳平衡，使脏腑经络功能协调，气血充盈流畅，另一方面就是要注意调节人体与其生存的环境、气候、昼夜变化等的关系。绝非像何院士所认识的那样，“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就是整体观了。将是否能够“从头到脚”检查一遍作为是否具备了整体观的这种“判断标准”，就连西医也难以认同。 西医注重解决共性问题，中医的优势是解决个性问题，可以针对每一位患者采取与其病情相应的治法，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中医与西医的医学思想、观念、诊疗方式都一样了，那么在强大的现代医学面前，中医早就被彻底消灭了，根本就没有中医与西医并存的任何可能。 何祚庥观点六：我只支持中医现代化的行动，不是支持中医现有的理论体系。……比如上面我说的鸦胆子治疗瘊子不错，但是它不好保存，那么就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把它做成药。把类似的东西科学化一下，这个我是支持的。 毛嘉陵点评：何院士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他所支持的是个什么样的“现代化”，但在接下来的话中有两个常识性的错误：一是他举例说“鸦胆子治疗瘊子不错，但是它不好保存，那么就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把它做成药”，生产药不是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应该是现代药学的制剂、工艺等方法。二是“把类似的东西科学化一下，这个我是支持的。”将天然药物加工生产成中成药，仅仅是改变了一下剂型，就算“现代化了”、“科学化了”？如此简单的现代化就能得到何院士的支持，说明这样的“科学”太不值钱了，而且根本用不着何院士在2006年才出来“指点”，这种形式的所谓“现代化”早在几十年前就逐渐完成不少了，却并非就是真正的“现代化”。 何院士“不是支持中医现有的理论体系”的表述，只愿支持中药的“科学化”改进，明显是一百年前清末俞樾“废医存药”这个舍本求末、过时了的谬论的一个翻版，没有什么新意，对中医的发展更没有任何好处。 何院士在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2006年12月14日播出的关于“伪科学”该废该立的辩论节目中承认：“传统文化90%都是糟粕，10%才是精华，这是我讲过的。”我们固然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但真有这么大的比例吗？如果真像何院士所说90%都是糟粕，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占了绝大部分啊!我们中国人还有什么可自豪的？这种说法足以使我们重新评价中国历史。果真如此的话，谁还敢再说“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呢？我们都应将“优秀的”改为“糟糕的”、“差劲的”、“劣质的”？按照何院士的这种逻辑，是否就应改为“中华民族有着糟糕的文化传统”呢？何院士有这个胆量改吗？何况，西方文明中未必就全是优秀的。即使是何院士最崇拜的科学，在认识问题上也并非始终正确，否则旧知识就不会被新知识所取代。此外，现在全世界上也在对科学的应用进行人文学方面的反思，如果利用不好科学，这科学不仅会变成真正的“糟粕”，还有可能将人类自身“毁灭”了。 何祚庥观点七：陈晓旭是被中医害死的。 毛嘉陵点评：2007年5月13日，电视剧《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因乳腺癌去世后，媒体对其患病后的治疗情况做过一些报道，其中有的谈到她曾服过中药，也到医院做过检查，还有的说她后期拒绝接受治疗。据《北京晨报》报道：“2007年3月转到深圳某封闭的道场修行，到4月末时，她已经起不来床了，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只剩下70来斤”。仅仅从这些报道上来看，还不足以发现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患病后的治疗方式以及是否要放弃治疗，都有自主的选择权和决定权。 然而，在2007年5月29日，何院士却在南宁放言：“陈晓旭是被中医害死的”。《新民周刊》还为此专访了何院士，他说：“大报小报到处都是，讲得很详细：开始她右边有点疼，找中医看，中医没当回事；好多人都劝陈晓旭看西医，她顽固拒绝；后来疼得受不了，她去诊断是乳腺癌晚期，想开刀都来不及了。”其实，媒体报道的这些情况很多都是“打听到的”，并不是陈晓旭家人正式对外介绍的，更不是医疗机构的正式说明。而何院士却据此坚称：“中医耽误了治疗时间”，并不负责任地得出了中医害死陈晓旭的结论。 如果是这样，这件事就上升成为了一件医疗事故。根据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足以构成最为严重的“造成患者死亡”的一级医疗事故，就应由陈晓旭的家属向卫生行政机构提出进行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既然已变成为医疗事故了，很显然，何院士对此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在没有正式的医疗事故鉴定报告公布之前，这种信口开河的“说三道四”，只能说明何院士的法制观念不强。即使是医疗事故，也只应追究那位当事中医师的责任，而不能以此来将整个中医全骂了。而且还用了“害死”两字，这个事情的性质就更严重，已不仅仅是一般的医疗事故了，还应该上升为“刑事案件”，如果何院士法制观念强的话，早已经应该“报警了”，而不能仅仅大骂一通中医就算了。 2007年6月14日，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一次中医科普宣传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大家普遍关注的“陈晓旭是被中医害死的”的个别言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驳。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方网站发布的王国强讲话，现摘要几句如下：“我认为，借一个人们所喜爱的影视演员的去世，以此来攻击中医药，说中医药不科学，我看这是很不严肃，或者说很不道德，也是很不科学的事情。……现在每天有不少人去世，其中也有不少的人看过中医、吃过中药，难道就可以说去世的人是让中医中药害死的吗？那反过来讲，其中也有不少人用西医治疗，吃的是西药，难道那样就可以说西医药不科学吗？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 没过几天，何院士就以《何祚庥回应卫生部王国强副部长——中医害死陈晓旭的说法“很不道德”吗？》一文，反击王国强对其的批驳。何院士认为：“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位中医药管理局王国强局长兼卫生部副部长的讲话很不科学，也很没有逻辑或很不严肃。‘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去世，难道都是中医害死的’？请注意：何祚庥只是说‘陈晓旭是被中医害死的’，但是这位王局长却将这一‘陈晓旭’放大到‘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 其实，我们核对一下王国强讲话的原文就可以发现，何院士在引用王国强讲话时有误，是媒体报道不清楚，还是他自己断章取义呢？王国强原话讲：“现在每天有不少人去世，其中也有不少的人看过中医、吃过中药，难道就可以说去世的人是让中医中药害死的吗？”这句话讲得很恰当，本来没有任何错误。而何院士则将“其中也有不少的人看过中医、吃过中药”这句处于中间的很重要的条件性句子给“漏掉”了，当然意思就完全大变，必然会错误地得出结论：“这位王局长却将这一‘陈晓旭’放大到‘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从而认为王国强的讲话“没有逻辑或很不严肃”。 这样很容易就误导没有读过王国强讲话原文的读者，认为王国强的讲话既没有逻辑性，又很没有道理。其实，没有道理的是何院士，因为首先是何院士在没有任何正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诬陷中医害死了陈晓旭而引出了事端，给社会造成了不和谐之音。 此外，何院士还认为王国强连乳腺癌早中期能手术治愈的常识都不知道，故愤愤地说：“请恕我直率地说，阁下不够格充当卫生部副部长。”大家知道，虽然现在的医学有了很大进步，对包括乳腺癌在内的一些癌症都有治愈的可能，但这毕竟是一个难治之症，即使对某些癌症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也还有百分之一二十的死亡率，何院士仅凭一些媒体“打听到的情况”，而非正式的医疗鉴定，就认定陈晓旭的情况一定就属于“应该治好的”那一部分人，这样草率地下结论的方式客观吗？何况陈晓旭本身还有一些“不愿接受西医治疗”等对选择治疗方式的“个人想法”，甚至在死之前的一两个月中还拒绝接受治疗，每天都闭门听讲经。如果是因为她个人对治疗方式的选择而延误了最好的治疗时机，最终造成了死亡的严重后果，又怎能栽赃到中医身上呢？如果真是当事中医师的责任，其家属早就会要求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了。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没有医疗常识的不是王国强，而正是何院士。何院士在没有可靠、确切的证据之前，就随便信口开河，诬陷中医害死陈晓旭，在受到王国强批驳后，又对王国强进行人身攻击，这难道是“科学的、严肃的、有道德的”吗？ 何祚庥在2007年6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还非常狂妄地说：“没有哪个现在骂我的、反对我的人能把我这些道理批驳掉，无非希望何祚庥闭嘴”。通过以上对何院士部分“著名观点”的点评，大家可以看到，何院士的观点真的是“坚不可摧”吗？真的是没有人能够把他批驳倒吗？ 2、方舟子：最善于混淆概念 方舟子（1967年～：），本名方是民，生于福建云霄县。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90年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1995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罗切斯特大学生物系、索尔克生物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分子遗传学。现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自由职业者，主要从事网站开发和写作。199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1999年4月率先在互联网上批判法轮功。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立此存照”，揭露了多起科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学术腐败现象。目前为《中国青年报》、《环球》、《北京科技报》的专栏作者。 近年来，方博士在进行学术打假的同时，还发表了不少打击中医的言论，引起了中医支持者的强烈不满。为了使大家更准确地领悟方博士对中医药的批判，下面从他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我与中医的关系》（2006年11月20日）、《为什么说中医不是科学》（2006年10月28日）等文章和他的著述中，选介部分内容和有争议的观点进行分析评论。 方舟子观点一：大概是我上高一的时候，不知为何发起了高热。我那时候因为喜欢上了生物、医学，看了一些有关的科普书籍，知道中医所说完全没有生理解剖基础，毫无科学依据，已不相信中医了，对鲁迅有关中医的名言深以为然。父母自然是相信中医的，请来一位懂中医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邻居对我进行了一番望闻问切，开了药方。等到药抓来、熬好了，我虽然有些抵触情绪，但在父母的劝说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它喝了下去——处于病痛中的人的意志总是比较薄弱的。药的味道极浓极苦，服药后热不仅没有退，还拉起了肚子，虽然只喝了一帖药，却让我拉了两三天的肚子。从此我发誓绝不再尝试看中医、喝中药。 毛嘉陵点评：方博士从小阅读兴趣广泛，看了一些现代的生物、医学书籍，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却受了鲁迅那句在学术界早已被公认是错误的“名言”的影响，所以从心里抵触中医。这与中医药及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普及不力有很大关系。现在新的一代国人完全是在西方现代知识影响下成长的，对自己的母体文化已缺乏了解、甚至产生抵触心理，这是令每一位中国人痛心和尴尬的事情。 方博士说父母给他找的是“一位懂中医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邻居”来治疗高热，请大家注意一个“懂”和一个“邻居”，什么是懂？懂就是“了解、知道”的意思，同时并未说明这位邻居是中医专业人士，因此，即使这个人在当地小有名气，我们也只能认为他仅仅是一个“了解一点中医”的业余爱好者。服了这样的人开的药，没有退热，还拉肚子，连这么普通的疾病都治不好，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认定这个邻居是一个“庸医”。也就是说，当时方博士是找庸医治病而未治好，却反而在现在倒打中医一耙，这合适吗？方博士曾经对中医宣传治病个案很有意见，认为即使治好了也不可信，反过来我们请问，那次即使是中医没有给你治退高热，不也是一个个案吗？方博士不是很注重科学的数据统计吗？根据以上逻辑，不论肯定还是否定一个事情，都不能靠个案。因此，在没有更多数据支持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一个庸医的个案怎么就可以将中医一棍子打死呢？而且还要“从此我发誓绝不再尝试看中医、喝中药”，这不可笑吗？ 方舟子观点二：经常见到的一种批评是说我不懂中医。其实我对中医的了解估计要比大部分中国人、甚至大部分中医支持者多。……我自学过中医学教材，翻过中医典籍，读过名中医的医案、经验之谈，所以总体上知道中医是怎么回事，了解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当然，我没有系统学过中医，不知道如何用中医方法给人看病、开处方，对中医细节的了解肯定不如中医从业者。但是要批评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无需了解太多它的细节，只要根据通用的科学标准加以衡量即可。正如要批风水、算命的非科学性，没有必要先去学习如何看风水和算命。尤其是在有现代医学可作为对照的情况下，只要具有现代医学知识，要判断中医的非科学性就更为容易。 毛嘉陵点评：中医药源于生活、源于几千年的医疗临床实践，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诊疗体系，方博士仅仅“自学过中医学教材，翻过中医典籍，读过名中医的医案、经验之谈”，而且也承认“没有系统学过中医，不知道如何用中医方法给人看病、开处方，对中医细节的了解肯定不如中医从业者。”任何一个人在没有参与过中医临床实践的情况下，仅凭一点书本知识，是不可能领悟那些医理的，更不可能亲身感受到在这些与现代医学说法完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患者获得满意疗效后的喜悦心情，并以此更进一步感知中医药的价值。因为方博士对中医了解并不全面，即使看过几本中医书，甚至还会说几个中医术语，也并不能证明他“对中医的了解估计要比大部分中国人、甚至大部分中医支持者多”，从而自我推导出他拥有了评判中医的资格，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伪资格”。 接着，方博士谈了他是如何来评判中医的：“要批评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无需了解太多它的细节，只要根据通用的科学标准加以衡量即可。”请问，什么是通用的科学标准？按照现在法制社会的管理模式，既然是标准，就有发布标准的权威机构，请问方博士所说的标准是由谁发布的？总不能是方博士赞同什么，什么就是标准吧？在此，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一些人所常用的所谓“科学标准”，都是一些哲学家的个人观点，根本构不成全球的统一“准则”，如果大家不信，可以去查一下，很容易就能找到几十种对“科学”的解释，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标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任何一种“标准”来评判，都不具有权威性。 而且，他还说“尤其是在有现代医学可作为对照的情况下，只要具有现代医学知识，要判断中医的非科学性就更为容易”，这就更荒唐了，如果能够如此容易地用西医知识就可以评判中医的科学性，为何共和国建立50多年了，这么多卫生行政官员和专家都不懂这种如此简单的逻辑判断，难道这些人都是傻子，独有方博士一人精明、一人清醒？可见，方博士的这种逻辑推理是十分幼稚的，而且缺乏基本的社会生活常识。 方舟子观点三：有一些人则干脆骂我反对中医就是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数典忘祖。我们首先要知道，中医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并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更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所以反对中医并不等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正如反对风水、卜卦不等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 毛嘉陵点评：方博士最近不得不对其博客“关闭评论”，并在其博客网页上解释说：“因中医支持者在这里炸版、污言秽语满天飞，会对青少年读者造成不良影响，而新浪网又没有提供有效的屏蔽机制，所以我决定关闭这里的评论功能。” 方博士这几年“骂”了这么多次中医，有人“以牙还牙”地回敬几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有必要紧张到关闭博客评论吗？如果方博士骂中医骂得很有道理，支持他的声音就会很大，在其博客留言评论中就不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反对他的声音。如果连这点声音都受不了，怎能让人佩服方博士是真的勇敢的“反伪斗士”呢？ 方博士说：“反对中医并不等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正如反对风水、卜卦不等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古代自然知识方面惟一能够延续到今天还能广泛应用的知识体系。如果中医被否定了，中国古代自然知识方面还有什么能够比中医更重要的？说是不等于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质还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了。特别是将他反对的对象中医与风水、卜卦并列来举例，很容易让人误解为中医与风水、卜卦是一样的，后者都可以废除，中医又有什么不可以反对的呢？事实上，中医与风水、卜卦绝不是一回事，即使是风水、卜卦到底是不是糟粕，仍然需要有更充足的证据来评判。 他也提到“对中医的批评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弹，乃至饱受人身攻击，除了触及到中医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涉及到民族感情”。其实，这并非只是一个“民族感情”问题，更不是民族主义的“偏执”。正如他所说的“触及到中医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如果要说有利益的话，这个利益显然是一个正当的利益，准确地说这是广大中国患者从中医这里获得的健康利益，所以谁要取消中医，就必定会受到老百姓自发的反对。 方舟子观点四：在历史上中医在历代都是被社会主流瞧不起的，中医不过是“方技”，中医的典籍并没有被视为士人必读的经典，医家甚至连九流都算不上（注：据《汉书·艺文志》，九流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JP3〗有时加上小说家，称为十家）。中医本来既非国学，也非国粹，它的地位是近代以来被人为拔高，甚至被拔到了代表中华文化的瑰宝的吓人地步。 毛嘉陵点评：“国学”泛指中国的固有学术，在西学大举进入中国之前就已形成，这种提法起源于清末民初。章太炎在20世纪初著《国学论衡》，又多次演讲过“国学概论”，此后，国学这个说法才流行起来。章太炎对国学的分类是按照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四库全书》进行分类的，即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其中子部中就包括有“医家类”。因此方博士说“中医本来既非国学，也非国粹”，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从该书中可以了解到西汉末年的刘歆曾将诸子百家总括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等十家，后人又称除小说家之外的九家为“九流”。其实，这九流所包含的都是以哲理思想为主的学术著作，即使没有将医典纳入其中，也并不能以此就认为中医不是国学。 以上九流是指思想学术上的九流之分。中国古代还有一种社会人群的九流之分，包括有上、中、下三大流，其中的“中九流”中就包括有医生。 方舟子观点五：中医是产生医疗保健骗局的富饶土壤。我们反对中医，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更是关系到国民的健康和切身利益。 毛嘉陵点评：在社会上确实有不少打着中医的旗号搞欺骗的事情发生，但不能以此就认定“中医是产生医疗保健骗局的富饶土壤”，事实上也有不少人以西医的名义行骗，前些年江西发生过惊动全国的“德国牙医行骗案”，我们是否也可以据此得出一个“西医也是产生医疗保健骗局的富饶土壤”的结论？方博士打着“为了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更是关系到国民的健康和切身利益”旗帜，从事医疗卫生领域的打假活动，这本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但应以具体的事实为依据，不能通过玩概念文字游戏去到处打棍子、扣帽子。似乎只有他一人在为民操心，似乎中国卫生行政部门都失职了、不作为了。其实，只要仔细一分析，就可发现他说的这些话中没有多少是经得起推敲的。 方舟子观点六：我……只想……从“科学不是什么”说明为什么中医不是科学。 科学讲究创新，绝不崇古。因此在科学中不存在人人必读、必信的经典。……中医则不然，《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文献是中医学生必读、必背、必信的至高无上的经典，是他们诊断、处方的依据。……中医更像是一种人文学，而不是科学。 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民族才有而其他民族不予接受的，也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文化背景的人才能理解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无法掌握的。中国人并不需要先去学习西方文化才能掌握现代医学，就是因为现代医学是一门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的科学。所以，把中医当成中国特有的科学，把中医的科学地位不受西方科学界的认可归咎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那是很荒唐的。 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各个学科都相互联系、统一在一起，……中医不仅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个别细节）与现代医学不兼容，也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不兼容，它对抗的不仅仅是现代医学，而是整个现代科学体系。这样的东西，可以是与科学无关的哲学、玄学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不可能是科学。 毛嘉陵点评：“讲究创新”并不能作为衡量科学性的标准，因为在新的知识没有创出来之前，旧的知识在没有被否定之时仍然是正确的。何况不少所谓的创新、标新立异并不可能必然就会成为科学。中医学这种知识形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从宏观上去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原则性、规律性问题，它总结出来的不少理论都具有永恒性的指导价值，经典方剂在临床上也具有永恒性的使用价值，因此没有必要“朝三暮四”地变来变去。西医则是从具体的物质入手，当然就会陷入整天东变西变、不断玩新花样的“创新”之中。有专家分析到：“从1835年西药登陆中国以来，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上使用，其他6000多种被淘汰了，这都经过了西方科学的检验、双盲试验，还是被淘汰了，今天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再比如，在治疗SARS时，西医极力研制SARS病毒灭活疫苗，结果在疫苗还没有研制出来时，病毒又变种了，这种永远都是疲于奔命的应战方式，的确也会不断搞出一些新花样来，但这种“新”有多少科学性呢？又有多少实用价值呢？而中医的学术特色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不管你是什么型的病毒，什么样的细菌，都是一个“辨证施治”的方法，但却能解决问题。使用中药治疗SARS后退热更快、退热后更平稳、肺部纤维性改变吸收快，而且可以减少激素的用量，也没有出现因用激素后造成的股骨头坏死，这难道不科学吗？如果某些人对这些事实不认可，还要搬出老掉牙的错误观念“有疗效也不是科学”来反对的话，这只能说明我们之间已失去了交流的语言基础。 不能因为西医已抛弃了没有中医经典价值大的西医经典，就认为凡是尊崇经典的都不是科学。也不能因为中医没有紧随西方科技革命的变化，就认定中医没有创新。事实上，中医从《内经》到《伤寒论》，再到温病学派，历代一直都有学术的创新变化，只是创新的方式与西医不同而已。当然，这么多年来中医界仍然在努力使中医的学术和临床技术有一个更快更多的提升变化。 方博士说“中医更像是一种人文学，而不是科学。”这前半句有些道理，后半句则没有道理。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中医是带有人文色彩的科学。这是因为人不只是有脏器、分子、细胞等像机器一样的物质性结构，而是还具有精神、意识、心理活动。中医在诊疗上比西医更注重人性，在学术表述上也不像西医那样机械生硬。所以，不能以中医是否具有一些人性化的东西和表现形式，就以此作为是否科学的区分标准。恰恰相反，真正的科学应当更具有人性化，更具有人文精神，这才是人类所需要的。虽然科学注重理性，但必须要注意区别研究对象。如果研究对象是没有生命的物质、或是一般的生物，可以做得很“理性”，甚至绝对的“理性”，但对于具有高级心理精神意识活动的人，不说做到“绝对的理性”，就是做到比较“理性”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影响人类健康和导致疾病的心理精神因素，在动物身上和人体尸体解剖上是找不到的。这就是中医注重活体研究和人文研究的根本原因。因此，以是否带有人文色彩来作为科学的评判标准，是一种从西方捡来的早已落后了的观念。 方博士又说“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中国人并不需要先去学习西方文化才能掌握现代医学，就是因为现代医学是一门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的科学。”实际上中国人现在从小学到高中，学的全是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学完了这些基础才进入大学学习西医，怎么说“并不需要先去学习西方文化”就能掌握现代医学呢？ 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清朝政府在1872年到1875年间，先后派出120余名官费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国最早的留学生都是年仅9～15岁的少年儿童，故被称为“留美幼童”。其目的就是希望他们从小奠定西方文化的基础，以利于进一步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样，如果没有这些西式的知识基础，也是不可能学好现代医学的。在西方现代科学和医学的背后，依托的不正是西方古典和现代的文化、哲学思想基础吗？看来方博士的西方文化知识和中国的历史常识都是欠缺的。 接着，方博士指责到“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民族才有而其他民族不予接受的，也没有一门科学学科是只有某个文化背景的人才能理解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无法掌握的。……把中医当成中国特有的科学，把中医的科学地位不受西方科学界的认可归咎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文化”。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医背后有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同样，中医背后为什么就不可以有中国的文化背景呢？不知方博士是否知道，在中国学习自然科学的外国留学生中，学习中医的人数排名第一，这是否也说明了中医具有方博士所称的科学所必需的“普适性”呢？实际上，只要下功夫，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人都可以学好中医。 在谈到科学知识体系问题时，方博士认为“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各个学科都相互联系、统一在一起……中医不仅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个别细节）与现代医学不兼容，也与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不兼容，它对抗的不仅仅是现代医学，而是整个现代科学体系。这样的东西，可以是与科学无关的哲学、玄学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不可能是科学”这种说法合理吗？不同体系的知识本身就不可能兼容，因此，不能总是以中医与西医不兼容来评判科不科学，根据这种逻辑，我们反问一句：西医是否也与中医兼容？ 虽然中医与现代的“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不兼容”，但我们更应看到，古代中医在不具备类似现代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现代医学这样的知识结构的情况下，就获得到了这么多、这么深入的健康知识和疾病防治知识，这本是人类的一大奇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伟大成就，却被方博士当作是“与科学无关的哲学、玄学或别的什么东西”。方博士打着“为了国民的健康和切身利益”的旗帜吵来吵去，这种“害人不利己”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损害国民的健康利益。 方舟子观点七：经络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毛嘉陵点评：2007年4月5日方博士在千龙网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琦的在线聊天中，公开否认了经络的存在。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从实证论角度来认识问题而得出的一个片面的结论。世界上还有很多现象并非都能被现代科学所证实和解释，或者更直接地说还不能够被现代科学仪器所检测到。证实不了、解释不清、检测不到，这并不能就可以否定一些现象的客观存在。不能被检测这不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本身的错，只能说明现代科技检测手段还有局限，也许若干年后科技水平提高了，又有新的检测仪器发明了，就能检测到了，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常识。 中医认为经络是人体气血循行的通道，按不同经络及相应的穴位治病能够取得疗效，近几十年来循经感传方面的不少研究已证明了经络现象的存在。从实证论的角度来说，“实”的含义既包括具体的物质，也应包括客观存在的现象。因此，虽然现在还未找到经络的物质实体，但从经络现象和临床疗效这些客观事实的存在来看，也可以认为这是“被证实了的”。“有疗效就是硬道理”，按照经络理论来治病的疗效是肯定的，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认可。时至今日，方博士跳出来叫嚣：“经络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不仅没有一点新意，而且还表现出一个堂堂博士的无知和可笑。道理很简单，拥有世界一流医学专家的WHO的结论，难道还没有这位非医学专业人员的方博士的个人看法正确吗？ 不过，我还是认为，我们可以宽容地让方博士保留这种个人看法，因为这种看法只在中国少数盲从狭隘科学“标准”的人群中有“市场”，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WHO在全球推广中国的针灸医学。 方舟子观点八：张仲景作为一位1000多年前的古人，他的医学知识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任何一名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 毛嘉陵点评：这是方博士在他写的《科学成就健康》书中的一个没有做任何分析论述的观点。如果方博士有权利说张仲景的“医学知识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任何一名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我就有权利说“方博士完全是一派胡言”。诚然，张仲景是不具备现代医学知识，从这一点上来说还不如现在的一个西医学生所拥有的西医知识多，但这有可比性吗？将没有可比性的事情拿来对比，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荒唐之举，难道不是“一派胡言”吗？如果按此逻辑推导，我们能否也认为希波克拉底等西医鼻祖连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都不懂，还能称为世界医学大家吗？张仲景所拥有的中医知识，即使与西医知识不一致，也不能以此就断然认为张仲景的医学知识“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这个非常容易就可以揭穿的一个常识性的逻辑错误，竟然被包装成为一个学术观点传播，忽悠广大中国受众，这才是真正的可悲。 3、张功耀：靠假万人签名而“浮出水面” 张功耀（1956年～：），湖南郴州人，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曾当过农民、矿工、民办教师、广播员、生产大队秘书。主要从事的专业是科学史，对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门类均有涉猎。曾撰写并发表过《相对论革命》、《文艺复兴科学革命》、《π的历史》等专著和论文。 2006年4月，张功耀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告别中医中药”文章，文中指斥中医药“不文明、不科学、不人道，危害生物多样性”。随后，又发表过几篇有关中医药的博客文章。10月7日，张功耀在博客上发起“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据称，在短短几天中即有上万响应者。10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在谈到网上有人征集取消中医的签名活动时表示，卫生部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 由此，让在此之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张教授一下有了名气，以致他在接受《环球人物》特约记者邢一云采访谈到反对中医时，居然还十分狂妄地说：“以前是余云岫、鲁迅、傅斯年……现在就到我了，到我发出声音的时候了。”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对中国的科学昌明和民主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但他们对中医药的不正确评论却是早已被公认是错误的。而今，张教授作为一个科技史专家以扯上这些名人的错误观点为荣，不觉得可笑吗？张教授具备了与这些文化名流相提并论的基本资格吗？ 张教授在接受邢一云采访时还讲述过一个故事：他中学毕业后，开始看中医书、采草药，在学中医一年多后，碰上爷爷患病，突然昏迷不醒，后来还只进不出，9天没有排泄。家里人找来当地许多医生，但都不见好转，命在旦夕。他就拿爷爷做起了试验，开了党参、生地、大黄、黄芩、枳壳、猪苓、泽泻、滑石，用灯心草和木通做引，服了三剂。头一服两剂一起熬，服后大约一个小时后，爷爷突然有了知觉，有要解手的表示。第二天，开口说话了。吃完第三剂，爷爷的病居然好转了。但这对张功耀来说，并未成为传统中医药有效的佐证，他反而更加认为中医药有弊端。他说“学了科学史以后，我发现，这个‘成功’病例，用现代医学来分析可能会更准确。比如，当时我把这个病例判断为‘胃腑热积’，可能掩盖了不少更精细的东西。现在我猜，我爷爷可能当时属于轻微的脑血栓，脑血栓自动修复以后，病也就自愈了。”并认为，这个例子说明，在中医的“成功”背后，可能蕴含了相当多的失败，包括病因判断模糊等。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张教授确实“聪明过人”，在“学了科学史以后”，可以在他自己的“成功”的治疗病例后面，发现中医“判断模糊”的过错。但我们仔细一分析，却不难看出张教授所发现的实际上是中医和西医这两种医学不同的认识方法和术语表达方式的差异，而且还是以西医的表述方式来证明中医的“判断模糊”，这可是一个常识性的低级错误，确实不应该发生在像张教授这样“训练有素”的科技史专家身上。其实，中医对脑血栓是有非常肯定的疗效的，就连当时还只能算业余中医的张教授所开出的处方都还能收到疗效，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既然收到了疗效，为何还要责怪中医有错呢？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但并没有说还要对抓老鼠的方式和姿势，必须能够做出科学的解释，才能认定它是好猫。所以，张教授用自己犯的一个低级的常识性错误来责怪中医，真让人想反责他这不是在存心“惹事”吗？ 接着，张教授还说：“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给爷爷看病，肯定多开了药，浪费了钱，也破坏了本不应该破坏的生物多样性。估计，在这个方子中，有一味大黄就够了，其他都可以节约。”中医处方有用单味药的情况，但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复方，从他的表述来看，上述辨证施治是取得了疗效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复方药在发挥作用，如果仅用大黄，也许有效，也许不一定就有效。时过境迁，加之张教授作为中医业余爱好者的临床表述水平有限，因此，我们无法对当时的情况作出判断。不过，我们仍然要问，张教授以此来推测“肯定多开了药”，这种推理有什么依据呢？还有，即使多开了药，浪费了资源，那也是张教授的技术不过关，怎能怪中医破坏生态平衡呢？ 人要吃饭、吃菜，还要吃肉，这是否就可以以此来说全人类都在破坏生态环境呢？我们不能只要一涉及到地球资源，就认为是破坏生态环境。植物的果实、树叶，就是你不吃它，到了秋天也会自然地从树上掉下，然后逐渐干枯，最后腐败。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如果不利用它，反而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环保的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如果放弃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利益而去追求所谓的环保，其实就是一个“伪环保”。所以，作为一个科技史专家，更应当懂得怎样用科学知识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合理地享受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一切美好的“礼物”，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如何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大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合理利用，这才是正道。 很有意思的是，方舟子虽然与张教授的观点有些相似，但最终还是对张教授作假有些“看不惯了”，开始对张教授进行“打假”，他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评取消中医是一场无知的闹剧”，文中说：“张功耀、王澄发起的告别中医中药公开信，内容我基本同意，但是我没有签名，因为我不太赞成这种向官僚机构或官员请愿的方式，而且该活动允许化名签名我也觉得不太严肃。我查了一下张功耀博客上每天更新的签名名单，到现在也只有几十个签名，不知道媒体说的‘在网上有人征集取消中医的签名，已经达到了上万人’是怎么回事”，同时，还质疑“不排除有人故意谎报军情夸大问题的严重性的可能。” 当然，方博士也不忘攻击一下让张教授出名的人：“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出来打官腔，是意料中的事，但说人贬低、怀疑、否定中医是无知才是真正的无知，中医就是被国际医学界的主流‘贬低、怀疑、否定’的，莫非中国卫生部官僚的医学知识是全世界最有知的？”说到这里，请问，什么人说话才算是“国际医学界的主流”？世界卫生组织（WHO）算得上吗？如果在方博士眼中WHO还算得上是可以代表国际医学界主流的话，那么由WHO倡导的向全世界推广中医针灸又如何解释呢？WHO官员也曾对我国2003年中医参与SARS防治所取得的疗效予以肯定，这难道还不够权威？ 这个话题扯远了一点，下面还是围绕着张教授的《告别中医中药》中有争议的部分观点作一些评论。 张功耀观点一：在我国，主张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竞争的“爱国者”不少，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具备了理解和保守中国旧文化的能力。同样，尽管中国至今仍不乏批评主张“废除中医”的人，却没有任何“护医使者”指明了中医的前途。 毛嘉陵点评：西医依托现代新科技虽然发展迅猛，但还未到完全取代中医的时候，中西医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决斗，而是为了患者健康利益的互相促进、互相补充。不能将有志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称为加了引号的“爱国者”，这是对他们的一种取笑和挑衅。谁是中医最大的“护医使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中国亿万老百姓，国家早已将发展中医列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将发展中医作为国家重要的卫生方针之一，这难道说还没有给中医指明前途？而且，必须说明的是，中医虽然古老，其知识主体也算是“旧”，但这个“旧”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用，孙子兵法旧不旧，可现在国外发达国家的一些军校还在对其学习研究。作为一个科技史专家，最基本的就是应当用辩证的历史眼光来看问题，否则，做些文字游戏式的“学问”，对国家和人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张功耀观点二：有不少人曾经试图通过“中医现代化”来振兴中医，实际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 毛嘉陵点评：为了振兴中医药，加强中西文化沟通，进行中医现代化的一些探索也是必要的。但张教授认为“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其实，这暴露出来的并非是中医的错，而是不正确的现代化造成的问题。不要误认为将一些现代科技的概念术语往中医身上一贴，然后再加上一些现代科技仪器，中医就现代化了。因此，我们应当反问，张教授为什么不去调查现代化的一些做法是否妥当，反而说是暴露出了中医的缺点？ 接着，张教授又拿人参说事儿。由于张教授是从事世界科技史研究的，似乎更愿意相信国外的成果，因此，下面就以韩国的人参即高丽参为例来回答张教授的质问。前些年我正好到过韩国采访高丽参产业，在那里我了解到，韩国足球队队员每天都要服用高丽参以增强体能。在韩国首尔大街小巷的餐馆里，很多都有“参鸡汤”这道名食。 韩国成立有国家级的高丽参研究机构，即韩国人参公社中央研究院。韩国人参专家证实，高丽参的主要有效成分人参皂苷，现在至少已分析出有30种人参皂苷化学结构。高丽参对促进骨髓细胞内核酸的合成，促进机体的物质代谢、提高免疫力和造血功能、增进机体的防病能力及消炎、解毒、抗严寒、抗高温、抗凝血、抗疲劳、抗衰老、兴奋中枢神经、增强记忆力等方面都具有明显效果，在防治糖尿病、动脉硬化、高血压以及抗癌等方面亦有明显疗效。如果真如张教授所说，人参既无“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确切的药用价值”，韩国的人参产业就不可能发展至每年有好几亿美元的产值。否则，韩国也会被指责拿人参来“骗人”。因此，可以认定张教授否定人参的这些话是没有依据的。 张功耀观点三：中医祖于不立方剂的《内经》和《难经》……我国中医史家常以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始立伤寒之方为中医方剂的开始。嗣后，复有河间医生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始明温暑，易州张元素传《医学启源》理脾胃，其徒弟东垣老人李杲写《兰室秘藏》讲内伤，张子和以《儒门事亲》攻痰饮，丹溪先生朱震亨以《丹溪心法》究阴虚，至此形成了“中医六宗”。中医史上也还出版过《医林改错》那样的书。这看上去，中医也是不断进步的和求实的。其实不然。中医六宗带有标榜性质，并无实质性的进步。其创新程度，还不如轻便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之间的差异。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 毛嘉陵点评：《黄帝内经》是成书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医理论经典著作，涉及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治疗及预防、养生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虽然不以具体的处方用药为重点，但仍收有少量处方，张教授对《内经》不立方剂的提法不确切。 所谓“中医六宗”中的这六本书分别代表了几个不同临床学派的学术，很显然，它们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而张教授却置其事实于不顾，却贬其“创新程度，还不如轻便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之间的差异”，之所以这样说话，这是真的没有读懂还是缺乏一个科技史专家应有的公允之心？ 《医林改错》是清朝王清任（1768～1831年）所著，其中一些观点在中医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书中最主要的便是用他所了解的一些解剖知识去“改错”。张教授提到“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其实这并非是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张教授最先的“发现”，在中医界早就有人说“医林改错，越改越错”。邓铁涛教授也曾纠过王清任的“错”，他说，中医是一个理法方药互相关联的完整体系，王清任《医林改错》倡导的是以脏腑解剖为标准修正中医脏象学说的路子，是彻底否定中医学说的路子。这个“错”到底错在哪？不知张教授是否清楚这个错就错在不恰当的“进步”和过分地求“实”。而且，既然张教授都指责了王清任的这种带有西医观点的“错”，那为何又不承认中医用非解剖眼光看问题的方式呢？岂不自相矛盾。 张功耀观点四：至于“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它是不是巫术，我们姑且不去妄加断言，但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 毛嘉陵点评：张教授举例《黄帝内经》中治疗水肿的措施来批评中医药治病没有明确的操作性。其实，他根本连这段话的意思都没有读懂，“开鬼门”就是指“发汗”，“洁净府”就是指“利小便”，在《金匮要略·水气病篇》中也有用利小便和发汗来治疗水肿的条文：“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不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通过发汗和利小便，使体内气血津液运行正常，水肿症状也将消除了，这就是中医治病的方法。这再次说明张教授对中医治病并不了解，并非他自己所吹的那样“现在一些中医专业的人可能还比不上我”。 张功耀观点五：《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一书……对甲骨文医学资料总结得比较详尽。笔者阅读后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病”字，却没有一个“医”字，哪怕是不可靠的“医”字也没有。这表明，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医学……如果拿它与其他文明地区的医学做比较，中国古代医学的肇始年代，不仅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医学形成的反差较大，与古希腊医学所形成的反差也是相当大的。 毛嘉陵点评：甲骨文是现存中国最早的文字，目前已出土有十余万片甲骨，有大约4500个单字，仅有1/3的字可识别，其中载病的有323片，415辞。所载疾病的名称有20余种，如疾首、疾目、疾自、疾齿、疾腹、疾止、疾子、疾育等，大部分是按人体不同部位来区分的。在张岂之等人著的《中国历史十五讲》中也指出：“历年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300多片同医学有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些出土的甲骨上面所刻的字并不意味着将当时所有的文字都包括进去了，因此，即使没有“医”，也不能说明当时就没有医疗活动和医学，何况，张教授也承认“甲骨文医学资料总结得比较详尽”。试问，如果张教授在甲骨文中没有找到“人”字，是否也否定当时已经有人类的存在？道理很简单，没有人怎么可能将字刻在甲骨上？不承认当时有医学活动，张教授为何又引用《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中认为的“甲骨文医学资料总结得比较详尽”的记载？既然都有了医学资料又怎会没有医学研究活动呢？可见，张教授的逻辑太不严密了。 在我所收藏的甲骨文工具书中，已查到有3本书中收录有“医”字的甲骨文：在著名文字学家、书法家徐无闻主编的《甲金篆隶大字典》和樊中岳、陈大英编的《甲骨文速查手册》中均记录了1种“医”的甲骨文字形；在陈济编著的《甲骨文字形字典》中则记录了3种“医”的甲骨文字形。 张教授举在甲骨文中找不到“医”字这个例子的真实目的，无非就是想以此证明中国医学的历史比西方医学短。这是严肃的学术讨论，所以在此也不必骂他是“崇洋媚外”，只能认为他的学识还不够，治学太不严谨。 张功耀观点六：继化学医学革命成功之后，医学在19世纪末又发生了生理医学革命。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后，20世纪的人类正在酝酿一场基因医学革命。在中国，既没有跟上化学医学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医学革命的机遇。人类文化多次长足的进步，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这种不思进取的文化，难道是先进的文化吗？因此，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既不可能复古，也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中医中药。 毛嘉陵点评：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不仅仅是中医错失了多次跟随西方文明革命的机会，整个中国都没有“随西风而舞”。即使当时那些革命传到了中国，也未必能对中医学术产生“脱胎换骨”的影响。20世纪以来，西方科技文明以如此强劲的力量对中国社会各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仍然未对中医产生实质性的“震撼”，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不同文化产生了不同的知识，这些知识之间至少在目前还缺乏真正有效沟通的“转换平台”，否则就不存在有东西方文明之分，更不存在有中医与西医之分了。 仅仅凭是否与西方文明的几次大发展“同步”，而不顾及中医的学科特点，就要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作出“告别”中医的结论，无论是从文化、民众生活习俗、国家政策、政府体制上来说，都是不可能得到支持的。作为一位科技史专家，做出的结论怎么会如此粗糙和缺乏理性？ 张功耀观点七：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诸如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药性的“五味”（辛、甘、苦、咸、酸）和“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类似的还有“五脏”（心、肝、脾、肺、肾）和“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都是不能被赋予任何经验意义的概念。……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中医断言为一种经验医学……此外，中医也完全不是理性医学。理性科学以完全形式化的推理为特征。表面上看，所有被完全形式化的概念只存在于理性思维领域，远离经验世界。可是，几乎所有的理性概念都具有经验的可还原性。比如，“点”、“线”、“面”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却都可以用来解析经验世界的存在。你可以将桌子上的某个位置叫做“点”，你也可以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叫做“点”，如此等等。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中医概念达到了这样既高度抽象，又可做经验还原的理性思维境界。 毛嘉陵点评：张教授的这一连串“道貌岸然”的陈述，将中医贬低到既不属于“科学医学”、“理性医学”，连“经验医学”都不是的地步，那中医是什么呢？什么才能算是“医学”呢？下面我们来看看《现代汉语词典》对以上相关词汇是怎样解释的： “医学”的解释是：“以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 “科学”的解释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 “中医”的解释是：“中国固有的医学”； “理性”的解释是：“属于判断、推理等活动的（跟‘感性’相对）”； “经验”的解释是：“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能”。 按照这些定义，中医应该是什么，无须多解释，大家可以根据以上权威解释，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中医是什么”的多种判断。其实，说到这个程度，无论得出什么结论，已经并不重要了。 张功耀的“告别中医中药”包括有“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等四大部分。以上主要针对前两部分中有争议的部分观点作的点评，后面两部分中还提到很多荒唐的问题，如“中医通常以‘奇特’来追求‘奇效’。于是，成对的人形首乌、高山顶上的雪莲、悬崖上的灵芝、房顶上的茅草、灵猫的阴户、老虎的阴茎、猴子的脑髓，沙漠腹地的发菜，如此等等”以及用污物、毒物、异物入药，以此来污辱中医药。我曾用电脑检索过电子版的《本草纲目》，其中张教授提到的“古冢中水”等污物并没有在该书中查到。其实在古代历史背景下，即使有过这些使用也并不为奇，而在现在中医药临床中则根本就没有使用过。所以，很多人认为张教授这样拿过去的事来定今天的“罪”，既缺乏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又对现实的医疗情况不了解，这样“做学问”太不严肃了。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多做评论了。 特别小结 通过对何祚庥、方舟子、张功耀三位先生部分有争议观点的点评，可以发现他们有以下五大共同特点： 一是都喜欢自我标榜是科学的代表，对不合己意的人和事都判其为“反科学”； 二是都拿不出国际权威机构公布的科学标准，而喜欢用自己确定的所谓科学标准，来判决受到社会公认的知识体系； 三是都自称懂中医，但在拿中医说事儿时，又不断出现一些中医方面的常识性错误； 四是都以“科学”的名义，发表没有科学精神且漏洞百出的言论； 五是虽然也谈到了中医的一些问题，表面上看似乎还有些道理，但只要仔细一分析就可发现几乎都是不符合事实，最后得出的结论无一例外都是错误的。 当然，他们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何院士的“学术”最不严谨，漏洞最多，也最感性，但他在科技界的地位最高，所以就最具有蒙蔽性和欺骗性，最容易让老百姓相信他说的话是正确的；方博士最善长的是混淆概念，这也是他最大的“看家本领”，也是他成为打假斗士的一个“密技”；张教授从事科技史研究，善于引用一些史料来“吓唬”人，以此印证自己观点的正确，但其“治学”不严谨，却多用一些表面上看似乎是真实的、但实际上是不着边际的和错误的史料，来搅乱大家的是非判断。从他作假的“万人网上签名”就可以看出此人的诚信度，以此不难判断出他做的学问到底有多大价值。 可见，三位“反中医大师”通过无聊的文字游戏，得出一些不具有科学价值的结论，将中医贬成什么都不是了，甚至提出要将中医“取消”了，这些做法，对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反而是在剥夺广大患者的健康利益。 2006年12月，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自然疗法及结合医学系负责人古斯塔夫·德教授针对中国有人提出废除中医的言论而劝告到：“不要废除中医这个中国独一无二的传统瑰宝。”他指出，中国人希望从西医中受益可以理解，能吸取其他国家和文化的特点正是现代中国的优势，但如果因此而忘记中医学的优点和成就将是一个重大错误，因为中医在全球独一无二，且历史久远。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典型的都市病也在不断上升，医生如果想要配合病人的意愿，在选择治疗方法时不能任择其一，应该结合不同医药文化的精要施治。（摘自毛嘉陵编著《第三只眼看中医》/中国元素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