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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看中医》作者“毛嘉陵”点评中医支持方和中间方
从20世纪初以来，社会名流、专家学者、传统文化的爱好者针对中医药问题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各执己见，互不相容，反对中医者振振有词、咄咄逼人，支持中医者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好一派“口水大战”。客观地讲，反对者的言论并非都是错谬，支持者的话语也未必句句是真理，因此，我们应当以更宽大的胸怀来包容各种意见、来倾听各种声音。 现将反对方、支持方以及中间方等各方中的代表性人物的部分观点作一汇总，并进行适当的点评。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以此分类来划分褒贬。 1、钱学森：看好中医的“未来” 钱学森（1911年～：）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著名科学家。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晚年十分关注中医药的发展，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医的讲话。1985年7月1日，《中医药信息报》报道了他的“中医不是现代科学”观点后，在中医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钱学森观点一：21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 毛嘉陵点评：这是钱院士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个鼓舞人心的预测。中医理论的特色和优势就是整体观思想，为此，钱院士针对以还原论思想为基础的西方科学存在的局限，提出了西医要向中医那样的整体观方向发展的战略思路。 钱学森观点二：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中医理论中的阴阳说和五行说，中医理论的脏腑论和经络学说，中医理论的六淫、七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些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现。应该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科学技术接不上钩，语言、概念是两套。 毛嘉陵点评：钱院士从哲学的高度肯定了中医的科学性和价值，同时也提出了中医的遗憾，就是与现代科技不能“对接”。其实，这正是中医的价值所在，如果中医与西医早就能完全沟通，那么，肯定早就没有中医了。所以，这也不能算是中医的缺点，而是现代科技手段还不具备能够解释中医的水平。 钱学森观点三：中医很重要，宪法上都说要发展传统医学，但是中医的处境现在很困难，有的同志甚至说中医现在已濒于消亡。我想，问题的症结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中医治病确实有疗效，但是怎么回事，恐怕老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医书上也说不清楚，无非是阴阳二气啦，木、火、土、金、水啦，这些不是现代科学的道理。中医上的东西是知识，但不是科学。也可以用恩格斯的话说，中医是经典意义上的自然哲学，而不是现代科学。自然哲学里虽然有丰富的经验，但包括了很多猜想的因素，因此不是科学，但是我觉得，说不是科学并不等于就不重要。 毛嘉陵点评：钱院士根据我国将发展中医列进宪法的做法，来谈论中医事业的重要性。他找出中医处境很困难的原因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是知识”。他将中医列为不是“现代科学的道理”的主要理由是“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科学技术接不上钩”，其实人们在对自然科技领域很多问题的认识上，也并不是都能按事实客观地评价，难免也会带有一些主观的思想。所以，对待中医、评价中医，关键是用什么标准。钱院士的以上观点，显然是按“必须以现代数理化等知识为基础、以现代逻辑学为纽带构成的知识才算现代科学”这样一个标准来判断的，中医肯定就不会被纳入其中。如果没有将科学与真理绝对地等同，中医不被纳入西方科学体系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定要将科学与正确、真理相等同，就值得我们争论了。 钱院士的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他接着又特别强调：“说不是科学并不等于就不重要”，否则，他也不会提出“21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这样的大胆预测。钱院士的这些看法并非以排斥中医为目的，与那些想通过辩论中医是否为科学以达到取消中医为目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2、李约瑟：给中国智慧戴上了“科学”的桂冠 李约瑟博士（1900～1995年）英文名为约瑟夫·尼达姆，英国伦敦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科学院院士，并获英国女王授予的荣誉勋爵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一直担任英中友好协会和英中了解协会的会长，先后8次来华访问，热情投身于研究和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该书的编撰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原计划出7卷34册，从第一卷1954年问世以来，目前7卷已基本完成，该书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下面选介他在中译本《中国古代科学》中谈论中医的部分观点。 李约瑟观点一：人人皆知，针刺疗法与灼烙疗法是中医领域中两种最古老、最具民族特色的医疗技法……最近300年间，整个西方世界都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付诸实践。我猜测西方世界是从威廉·瑞尼于1683年著述的一部书里首次介绍了针刺之术，而后随着岁月流逝，西方也渐渐开始广泛应用这种医疗手法了……针灸止痛法已经迫使世界其他地区的医生和神经生理学家第一次认真思考中医之道，它在这些人心中的影响远比其他任何技术进步都要深远。 毛嘉陵点评：李博士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并非仅仅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外国学者来编写了中国的一本“史书”就很重要，而是这本书确立了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体系新的认识观念，结束了一场辩论中国有无科学的学术纷争。这看似很普通的书名，将“中国”与“科学技术”这两个词汇一组合，实际上就正式确认了中国古代是有科学技术的。 李博士的上述观点，概括了针灸在西方的传播史，也谈到几百年来整个西方世界都对针灸有浓厚的兴趣。这对那些否定中医、将中医影射为“只有某个民族才有而其他民族不予接受的……只有某个文化背景的人才能理解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无法掌握的非科学”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李约瑟观点二：只有依据现代医学统计方法分析大量病例、病史，才能真正了解针刺法（或者其他中国特有的治疗法）的有效性……然而此举耗时颇巨，或许需要50年甚至更久。妄言中国医药学作品中没有定量数据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中国医学书籍和某些西方作品一样都有定量数据……如果针刺理论及实践并无实际价值，那么它居然在千百年间成为数以百万中国百姓最后的精神支柱就未免令人难以置信了……我与鲁博士都是训练有素的生物化学家和生理学家……要我们这样的生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相信其医疗效果完全是主观心理作用，真是逼着我们竭尽轻信之能事了。要我们假设一种多少年来许多人都亲身体验过的医疗手段居然只有纯粹的心理作用，而毫无生理学、病理学依据，恐怕更不容易。 毛嘉陵点评：李博士肯定了中医古代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定量数据，同时，也对针灸的疗效深信不疑，但仍告诫要用“现代医学统计方法分析大量病例、病史，才能真正了解针刺法（或者其他中国特有的治疗法）的有效性”。因为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大背景下，中医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用有说服力的数据才能“打动”世界，从而获得国际化的“通行证”。仅靠自己口头上说疗效有多好是行不通的，而以已在人体上用了几千年为由拒绝现代的数据统计，更是永远不可能走向世界的。 李约瑟观点三：人们（主要指西方人）的一种普遍看法是，针刺法和其他许多称作“边缘医学（fringe medicine）”的治疗方法一样是借助心理暗示才完成的……在动物实验中毋须考虑心理因素，因此在研究这种医疗技术的过程中也愈来愈多地使用动物进行实验。至少14世纪元朝针刺法就已在中国兽医医学中占了一席之地，并且广泛沿用直至今天。 毛嘉陵点评：李博士提议为了避免针灸疗效被怀疑是心理因素所致，需要做些动物实验。以前有不少人反对在中医研究中做动物实验，但李博士的提议并不是在“迎合”西医，而是希望通过在难以施加心理影响的动物身上做实验，可以获得排除心理影响的证据和结论。不过，他也以针刺法从14世纪以来就一直被兽医所使用为例，间接地肯定了针灸并非心理作用，因为对动物针刺是不可能施加心理影响的。 李约瑟观点四：有趣的是，针刺法治病和止痛作用的成功率约为75%，或许这一事实同样令人惊讶吧。因为中国文化领域并未自然而然地孕育了现代科学，故而从传统上说，针灸疗法依据的理论系统甚具中世纪特色，只是理论相当复杂微妙，并饱含值得当代医学科学借鉴的真知卓见。治疗疾病与止痛方面，针灸疗法在未来岁月的世界医学领域会占有一席之地的。至于这一天何日到来，现在还言之过早！ 毛嘉陵点评：李博士对中医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医是在没有现代科技支撑下产生的中国独特的医学体系，它的特色优势和“缺陷”都与现代科技有关，不能与现代科技“沟通”，就说明它具有自身的特色；如果能与现代科技“沟通”而同步发展，则可能变成为被西化的中医，其特色也就难保了，当然，也可能被同化后就没有中医了。 李博士还提出了一个引起学术界更大讨论兴趣的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话题：东方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限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展开讨论了。 3、杨振宁：“担忧”中医的前途 杨振宁（1922年～：），安徽省合肥县人。著名物理学家。1957年他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们这项贡献得到极高评价，被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里程碑之一。杨氏也是以曾经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为傲，那年他们在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由他代表致辞，最后一段，他说：“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这就是：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近年来杨振宁对传统文化发表了不少自己的看法，下面以他在2004年10月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的发言作一点评。 杨振宁观点一：中药是中国人的祖先几千年智慧的结晶，中华文明重要的科学遗产之一，这已被全世界所公认。中医几千年的经验总结获知了很多药材，这些药经过近代科学的研究证明确实非常之重要。但是，中医的理论直接沿袭了《易经》的思路，而非近代科学化的……如果现在我们研究中医理论仍然坚持将二者统一起来，认为中医的理论仍要继续原来的想法，我认为中医、中医学没有前途。中医传承了《易经》中分类精简的精神，分类上坚持阴阳、表里、寒热，这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将其看作一个整体架构的话，中医学一定没有前途。所以我们要抛弃中医的理论，因为其中掺杂有几近迷信的成分，而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 毛嘉陵点评：杨教授抛出了“和《易经》结合，中医没有前途”这个颇具刺激性的观点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受到了一些人的“痛骂”，也许大家对他误解了。只要对这篇讲话进行全面分析后，就可发现他首先是肯定了中医中药的，即使他提出了这种观点，应该也是一种善意的建设性意见，因为他希望中医药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而要做到这点，就不应与易经过分“亲密”，要与西式现代科技“热恋”。因此，我不赞同据此认为他是反对中医的。 《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有不少专家认为，《易经》对中医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过影响，从《黄帝内经》也可看出，其基本思想与《易经》有不少相通之处。《易经》的“太极生两仪”催生了的中医阴阳学说；《易经》“太极一气产生阴阳，阴阳化合生五行，五行既萌随含万物”的认识，与中医五行学说的产生有关；《易经》对“象”的解析，促成了中医藏象学说的成熟；还有一些中医药理论可以从《易经》中找到思想的“原形”。明代张介宾说过：“是以《易》之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鉴”，还有人说得更厉害：“不知《易》便不足以言太医”。但也有专家认为，中医的发展并非全部取决于《易经》，也没有杨教授认为的那么“密切”，《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受《易经》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由此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医发展的说法也不是很确切。更不能因中医药没能与现代科技“接轨”，就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医药的发展。实际上中医药现在也在寻求与现代科技“接轨”，中医药现代化也探索很多年了，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不仅“接轨”谈何容易，而且有没有必要“接轨”，应该以什么方式、在什么程度上“接轨”，都还值得大家深入探讨。 杨振宁观点二：“天人合一”……换句话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还有“内外一理”，内者人世间的事情，外者自然间的事情，要将两个归纳成一体。再如我们熟悉的王阳明格竹子，他欲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科学就是科学，在科学问题上一定要摆脱“天人合一”的观念，认同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完全是两回事，不要把二者合在一起……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产生了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的传统思维，对于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影响，比因植根于“天人合一”而使中国缺席近代科学这一事实重要的多。尤其是今天，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物质欲望急速膨胀，“天人合一”引导出天人和谐的观念与整个人类的宇宙观、人生观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一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 毛嘉陵点评：杨教授将“天人合一”理解成是“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将“内外一理”理解成是将内在的人间事与外在的自然界的事“归纳成一体”，还举了一个王阳明格竹子格不出近代科学的实例，进而得出“科学就是科学，在科学问题上一定要摆脱‘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要把二者合在一起”的结论。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天人合一”并非指要将天与人的事理混合，而是强调“人”与“天”之间要相和谐。人生活在大自然中，环境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的生存和健康，而“天”不可能主动去适应“人”，只有“人”主动适应“天”，所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主要是告诫人们要注意与生存的大自然和社会环境保持和谐，这样才有利于健康。不过，杨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天人合一”的重要性，特别是对“物质欲望急速膨胀”的今天，值得大家关注应该如何更好地保持与大自然的和谐平衡。 杨振宁观点三：从本质上我尊重《易经》，更认同它对于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我和反对我的人的最主要的分歧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采取了这样的态度：认为既然《易经》对于中华文化有深远的影响，那就不可以批评，甚至不可以讨论，不在乎是不是它的影响里面确有一定的负面成分。我认为这个态度要不得，不能采取感情用事的态度对待科学，应该仔细分析这样重大而且有长远影响的问题。 毛嘉陵点评：无论任何经典肯定都有其特别的价值，才可能成为传世的“宝物”，但都可能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也不可能存在永远的正确性，只要把握好度，进行批判地继承，恰当地弘扬，就能不断地施惠于人们。杨教授的以上态度是非常客观中肯的，我们一方面应该有胆量承认《易经》这种“古董”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有肚量容纳对它的批判。 4、朱清时：感觉中医有点“复杂” 朱清时（1946年～：），四川成都人。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 朱清时观点：我本人虽然长期以来从事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的研究，但是对中医学一直很有兴趣。首先是中医的有效性，这是我亲自反复体验过的，然而现代科学却还不能解释它，这使我觉得中医可能是科学发展的新前沿……中医药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医药体系中有很多科学的成分。这种科学在短时间内，甚至在过去的二三百年中都没有被人们认识，认为它不科学。实际上，科学发展到21世纪，在复杂性科学出现后，人们已经开始知道，中医并不是迷信而是复杂性科学的一个部分。 毛嘉陵点评：朱院士作为一个卓越的现代科学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体验了中医药，因而对中医药的科学价值深信不疑，同时也深感“现代科学却还不能解释它”，但他并没有拘泥于通俗的条条框框，而是努力寻找对中医药最恰当的诠释，最终将中医药定位于复杂性科学，并且还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中医可能是科学发展的新前沿”，这比上世纪钱学森院士提出的“21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的预测还要更吸引大家的眼球。 在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热衷于中医多学科研究的人士，也促使中医与当时最时髦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进行过“热恋”，但未能最终结下“良缘”，至今似乎已少有人再作这些探索了。但愿朱院士倡导的将中医作为复杂性科学来研究的思路，能够给中医药现代化带来新的活力。 5、崔月犁：认为中医必须突出“特色” 崔月犁（1920～1998年），原名张广印，河北省深县人。1937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4月任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兼任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崔月犁观点：中西医两种不同理论体系并存是我国卫生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尤其要注意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在农村疾病防治中的作用……中医应该走自身发展的道路，中医机构应该突出中医特色……我赞成中西医结合，但我不赞成中医西医化……以西医方法解释和改造中医不能称之为中医的现代化……没有中医学术的发展，就不会有中医事业的发展。中医的医、教、研要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优势，如果不中不西，那还叫什么中医事业。 毛嘉陵点评：1982年崔月犁出任卫生部部长后，就立即出席了由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最突出的观点就是“要保持发扬中医特色”，要求中医院要“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院，而不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诸国本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到：“崔月犁的实事求是精神，对矛盾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对原则的坚定性，对方法的灵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一个革命干部的丰富经验和高度的成熟性。在那个时候，像拨正中医医院办院方向这类事，除了崔月犁这样的大手笔，其他人确实很难有这样的魄力和能力”。同年11月他又出席了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和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意见》。 “衡阳会议”和“石家庄会议”确定下来的一系列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文件，集中体现了他作为卫生部部长重点抓中医工作后所做出的重大的正确决策，对现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6、吕炳奎：发出中医将会“消失”的警告 吕炳奎（1914～2003年），出生于上海市嘉定县。193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中医局局长等职务。 吕炳奎观点：如果现今不去纠正中医西医化和中药现代化的错误做法，不给中医药学独立的行政管理权，那么，不出十年或再长些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医这个名词永远存在着，中药中的植物、动物、矿物也都存在着，只是会用这些药物的中医师没有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再去纠正就为时太晚了，后人将会骂我们这代人是消灭民族文化和民族瑰宝的罪人。中华民族独有的宝库也就形同虚设了。中华民族连自己最值得骄傲的中医药学都保护和继承不了，将无颜面对全人类! 毛嘉陵点评：有一句名言：“存在就是合理的”。中医并不因为仅仅是存在而合理，如果只有中医药的学术文献的存在、只有中药材的存在，而没有能熟练运用中医药理论治病的中医药人才存在，还能说中医药的这种存在方式合理吗？因此，吕老这段充满了悲壮心情的话语，不仅是对中医药前途的担忧，也是对中医药现状发出的一次强烈的“警告信号”。同时，也反映了一位老战士为终生奋斗的事业，表现出“壮心不已”的豪情。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吕老从宏观管理的角度，参与了若干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现代中医药事件，就是在2003年防治“非典”工作期间，他也不顾年事已高，还主动请缨，积极参与中医药预防“非典”的工作，尽到了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责任。 7、邓铁涛：担心中医药“丢失” 邓铁涛（1916年～：），名锡才，广东开平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工作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士、荣誉教授，香港大学名誉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广西中医学院名誉教授。 邓铁涛观点一：如果中医药学没有超时代的科学积淀，能在20世纪末与西医学同时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吗?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能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价值和科学性，对世人、对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 毛嘉陵点评：中医药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且是在世界上所有传统医学都几乎消亡的情况下，在现代医学猛烈的冲击下，虽然已是“遍体鳞伤”，但总还迈进了21世纪，这其中必有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既然中医有疗效，国家也将发展中医列入宪法予以保障，为何只在法律上与西医享有同等的地位？而一旦进入到学术层面，反而就什么都不是了，甚至还常常被指责是“不科学”、“伪科学”、“反科学”。因此，邓教授痛心地说：“能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价值和科学性，对世人、对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这就是中医学术尴尬的现状。 邓铁涛观点二：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比起发达国家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如人。所以目前国家号召科学技术人员必须努力创新，以追赶世界，强调与世界接轨。但中医学与其他科学不同，论中医学，最高水平在中国，论接轨是外国向我们接轨。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应该失去“现代化、国际化”的主体。我们炎黄子孙不能够盲目地把中华文化的瑰宝从我们手上丢失。如果这样一个伟大宝库丢掉了，不仅对不起祖宗与子孙，也对不起世界人民。因为中医药学不仅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不存在中外与宗派之争。 毛嘉陵点评：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肯定是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因此，不能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发展民族的传统的医药学，就反对我国发展，中国因为拥有了中医药，它使中国医药卫生事业有了“与众不同”的最大特色，也使中国人的健康得到了更大的保障。这种特色造就了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药学领域的主体地位，因此在“谁应该与谁接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能含糊。邓教授针对这些年有些人盲目地搞国际化、现代化而说的“论中医学，最高水平在中国，论接轨是外国向我们接轨”，这句话一点都不过火。 8、侯占元：强调要集中“优势” 侯占元（1926～2003年），著名中医药发展问题研究专家，中医药教育管理专家，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 侯占元观点：优势论是研究客观事物如何发挥优势，使之得以生存，并不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它主要通过大量科学信息的综合分析、比较研究，找出学科优劣之所在，然后在预测未来科学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制定相应的学科发展策略。很多国家利用优势论方法已经在军事、经济、科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医药在面临新技术革命挑战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保持和发扬其特色，确立它在整个科技体系中的地位，关键在于能否发挥它的优势……中医学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系统，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审证求因，四诊合参，然后辨证施治，这是医学方法学方面的优势；调和阴阳，针灸、推拿、天然药物的运用，这是医学治疗学方面的优势；四时调神、摄身与调心并重这是预防医学方面的优势。可以说中医从宏观上揭示出的生命和疾病方面的系统规律，是西医理论所无法取代的独特优势。……中医学与西医学相比较，从方法论、医学理论以及医疗技术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中医理论所揭示的生命和疾病的宏观整体水平的系统规律，是西医理论所无法取代的独特优势。在中医理论中，有很多是近现代医学所未能发现的重要生命现象总结，如气、经络、脏气法时、五脏开窍等，它的理论层次远比解剖功能的认识层次更为高级。 毛嘉陵点评：1982年卫生部在湖南省召开了对现代中医药发展影响深远的“衡阳会议”，明确提出了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新认识，强调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各有其特色。在此基础上，侯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中医药的“优势论”，因为仅有特色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出优势才能最终取胜，可以说是对“衡阳会议”精神的一个深化。这也是他在全国中医药界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观点，由此还开辟出了“中医药发展问题研究”这个中医药软课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认识观念上对中医药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他还揭示出中医理论在对人体生命活动的认识上比西医更“高级”。（摘自毛嘉陵编著《第三只眼看中医》/中国元素网）如了解活动详情，请登陆“中国节2008暨首届国医网络文化节”活动官方网站（中国节庆网http://www.jieri2008.cn） 合作热邮：jieri2008@vip.sohu.net >>>[中国节庆网] |